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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 前几天，这里一次寒潮来袭，把这伏天的炎热都赶得无影无踪了，没有留下一点热气；使天显得更黄、更昏暗了，迷信的人们总是说：“鬼”常在这样的时候出来；还说：“国不正，天下顺”之类的谬论；并得出“是冤屈了感天动地的好人”的结果。这恐怕不可信。但很久的阴雨，偶来的寒潮和时变的天气对生物都是不利的，这我知道。另一方面，天气的阴沉，会使人的情绪变得低落，所以就容易出事故和做错事；而人的情绪不好时，思维能力也随之变弱，所以此时考虑问题就欠周到，人们做坏事的胆子也大些，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所以出现的不利之事多些，所以迷信的人们就说是：出“鬼”的时候，也许是如此原故吧？ 今年的气候也特别的怪，春天像秋天，时时有叶落；夏天像冬天，经常来寒潮。看今天，这阴湿灰暗，似晴非晴的混天；乌云未散，雾气弥满天，还夹着没有退完的寒气；人们在这样的伏天穿上棉衣，是不以为奇的。 旷野的寒气很重，但室内还是比较憋闷的，这些日子，我被天逼得在家看书，正好今天雨停，便想去看看庄稼，也好解解闷。－ 一出门就碰上了贾明，从他口里得到了一个意外而不幸的消息：“我们村靠近滥泥湖的几十亩长势喜人的庄稼被‘老咱们’糟踏光了。他妈的，这些‘原始人’真不是东西，把我们的庄稼地当牧场，把我们的口粮割回去喂猪。” “什么？几十亩庄稼全完了？”我有些不相信，想了想又问：“不会吧？” “然而，这确实是实事。”他赌气的说。 “原始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是从北方群迁到这里的农民。 他们生产力极低，根本没有有征服自然的能力，就更谈不上改造自然了。他们耕地靠锄刀、步犁，打麦靠手工，种田靠天收。 他们不分忙闲，整日虚度。春天是：白日睡大觉，起来就打牌；夏天是：一下“金木水火土”，二下“成山”，“螃蟹”棋。秋天是：行令划拳常用功；冬天是：抹牌赌博一阵风。他们虚度了时光，没有收获，就去偷去抢。 看到他们的生产力，就有理由说他们是“原始人”，然而，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还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氏族关系。 他们把村里在外面官当得最大的家属或家族里的人选为“首领”，或把在村里兄弟最多和家族人数多的人选为村长，因为他们的势力大。“首领”的每句话在他们面前都是“金口玉言”，连每个小动作都是他们行动的指南。 一次，他们一个村庄的吴某等人因殴打了与派出所有关系的陈某，陈某就请派出所吃了一顿。经派出所“烟酒”后，就带着三个民警去抓吴某，而吴某正是首领的亲戚。于是“原始人”就很快向“战场”靠拢了，包围了民警，摆好了阵势。望着坐在一旁抽长烟管的首领，等待着“神圣”的命令。这时首领的嘴唇向上一翅，他们就一拥而上，把几个民警打得死去活来，连呼救命。再打下去就要出命案了，此时首才领用烟管使劲在櫈子上敲了两下，才停止。 他们拼命地维护着他们的最高统治者-----首领，无私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首领。首领也是尽心尽力地保护着他的臣子们。 他们另一个村庄的王某自改革以来，就经常以谈恋爱、找对像为由，多次拐卖和骗奸妇女。受害者因上当受骗纷纷告状。为此，县公安局几次下令通告逮捕王某。首领得到通知后，立即向罪犯通风报信，打发王某到外地避避风，以后再回来。当上级追查责任时，首领就应变地说：“王某到外地做生意去了”。 还有，这里的一对超生夫妇，一连生了七个女孩，没有男孩，眼看他家的香炉就要断火了，门户就快无人掌了，就要被别人欺负了；于是他们就决定即使丢掉性命，也要继续生下去。首领知道他家自从分田到户以来，就没交田税、提留等杂费，是因为孩子多的原故。但他还是不控制和阻止他们生育，而是把所有的超生户口载入内部档案。 他们就这样保持着一团和气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 当然，还有少数异派别姓是得不到同样的待遇的，受欺负是不可避免的。 七月七日上午 我骑车经过难走的泥路，来到了距家十多里外的被遭踏的庄稼地现场，只见一篼篼黄豆被牛吃掉心叶变成了一个个“骷髅”；一片片的庄稼被割走绿茂剩下一片片秃桩；只见黄土地上留下的牛脚印、人脚印错乱重叠似人非人的印迹。残景使我害怕，怕的发抖。仿佛看到一个个“骷髅”摇摇晃晃地向我逼近，要来掐我似的，吃我似的。此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 于是，我为了清醒，使劲地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身体，想摆脱掉眼前缠身的害怕和气愤。然而我又咬牙切齿，想使自己镇静下来，不料，眼前更加模糊和昏暗了。 然而，就在这模模糊糊的目眩中却清清楚楚地出现了我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在这里一拜一拜地吃力地把一粒一粒的种子夹着一颗一颗的汗珠丢在这里。此时，我凝视着她们艰难而辛苦的劳动“成果”变成了秃桩和“骷髅”，想起她们的艰辛，恨不得立刻把那些害人的东西杀尽斩绝，为她们报仇，为她们伸冤。 七月七日下午 我去找住在附近为别人管田的老杨询问情况，因为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到了老杨的凉蓬和住所，打过招呼，说明来因后，他便诉说起来： “前几天下雨，滥泥湖乡邓营村的一伙，他们知道你们不会来，就明目张胆地把一群牛赶到庄稼地里放。牛吃了不算数，还割了很多。他们嚣张十足，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实行的的“三光”政策一样。我去阻拦他们，他们不但不听，反而说我对他们有意见，就向我的田块进攻。不到半小时就糟踏了我的一亩多庄稼。我向他们好说歹说，他们都不理，最后向他们下跪求饶，才撤了兵。还挨了他们的骂：你他妈的，多管闲事，再这样对待咱们小心你的脑袋，这是给点小‘颜色’你看。我怎么阻拦得了啊！” “既然你知道这事经过，我去告状，政府部门来人调查，你就为我作个证明，可以吗？” 老杨听到“告状”脸上露出一副嘲笑的样子，“告状”？他说：“去年，他们把明星管田的老黄打得骨折肉飞，医药费就花了一千多元。就因为老黄得罪了他们，他们报复的。难道老黄没有去告状？谁理呀？！” “还有，去年十一月他们把新建村的一百多亩麦苗吃光割尽了，新建村人一气之下打死了他们的一头牛。他们反而告了新建村一状，上级领导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麦苗吃了是管理不善，打死耕牛是违法的，应该加倍赔偿。他们不但吃了牛肉，反而还得两头牛的现金呢！你呀！你告得过他们，他们自从迁移到此，成立滥泥湖乡以来就没有打输过官司的。” 滥泥湖乡是怎样得名的呢？以前这里是一片浅湖，满处长得是芦苇和杂草，是土匪藏身的地方，也是土匪杀人的“刑场”。在这周围失踪的人，一般在这里能找到尸体。由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一次洪水，使这里积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后来又人工开沟，这里便成了一片沃地。 他们迁移到这里安营扎寨，成立了一个乡，就用了这里的老名：滥泥湖。 “现在国家正在搞‘治理整顿’，他们也是在破坏经济建设，只要你提供事实，政府会管的”，我向他解释。 “你要我出来揭发他们，岂不是拿我的性命开玩笑吗？我还没有惹他们，他们就对我下毒手。他们口狠心更狠，每次到我这里，都逼我煎油馍给他们吃，还拿走了我的一些食物，把我的几只鸡也偷了。哎！我现在是在他们手掌心里过日子啊！”说着脸上的嘲笑渐渐被悲伤盖住。 “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触犯了法律，而且情节严重，民愤极大，这次政府肯定要管的，请你相信政府，政府来人找你调查他们的材料时，你就如实地提供，政府也会跟你伸冤的”。我一面给他壮胆，一面安慰他。 他听了这话更加悲伤了，说：“你告状一定不要提我是证人啊！你如果真的这样说，待来人调查我，我就说是你自己带的人畜糟踏的这些庄稼，告别人是想嫁祸于人。” 此时，我又气又恼，然而又同情，还有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这些感情在我脑海里混战，未分胜负，于是我就脱口冒出：“你颠倒黑白，冤枉好人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要受处罚的。” 老杨的脸上却露出一种不在乎也很不自然的微笑，也许是嘲笑，或者是感到欣慰的笑，说：“违法犯罪也比得罪他们要好得多！违法犯罪有人来追究，我出几个钱，就能解决问题。若得罪了他们，不但要失财，而且要受皮肉之痛，搞的不好，丢了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听了这些我沉默了。今天，法力无边的法律，竟被这群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战胜了。不！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他们这些真正的社会渣子战胜不了的，如：六月的那么多“暴徒”不是被政府“惩治”了吗？难道政府部门收服不了这些不法分子？我就不相信，我一定要告倒这些胡作非为的东西。 然而，告状必须要事实，而事实只有老杨知道得最清楚。我就对他说：“这次我是下决心要把他们告倒的。而这个案子非要有你不可，到时候请你一定出来作证！” 他见我说得很坚决，并且有把握能把政府部门告来调查，脸色巨变，变得发青，十分畏惧，说：“你告状千万不要说我知道这些呀！要是政府工作人员来调查我，他们就会知道是我供出的，就会来对我下毒手的。我不能为了你们而白送性命啊！我家里还有妻子、儿女呀！……”说着欲哭，并要下脆向我衰求。我连忙扶住他，并且安慰他，说：“若是他们来报复你，我会继续告的，会为你伸冤的，这请你放心”！ 他却很有力地反驳道：“你们达到目的、得到赔钱后，还会来管我的安危？这连三岁的小孩都不会相信……”。 我听到这里，好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与委屈，就使劲地甩开他胳膊，回头走了，走后，总觉得他绝望地跪着向我乞求。但我没顾这些，况且，一想到那些为所欲为的歹徒，就决定不管怎样，也要去告倒他们。 七月九日 我向村领导反映了情况，村领导说：“我们管不着，你可向上级反映。” 七月十日 我骑车来到了乡政府，恰巧，驰来一辆面包车，书记“参观”回来了，带着妻子和侄女。我忙向书记反映情况。 “这事去找信访办公室”。书记说着走进了家属区。 我来到了信访办公室，向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明来由，他说：“信访的负责人到党校去了，你到那里去找”。 于是，我又转身找到党校，党校的学员（都是干部）没有上课，所以教室里还很热闹。这边的几个学员正在“调主”，那边的一簇男女正在桌上“谈笑风生”。里面没有信访负责人。 回头时，信访负责人和政法书记拿着备课本向这里走来，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并要求他们调查处理。 信访负责人轻声说：“无根无据地去找谁赔呢？你说是吗？你如果能把人抓到，或者把他们的牲畜牵来，我们才好处理。”一副长辈给后生讲理的口吻。 “他们很猖狂，我没办法。我来就是请求你们出面帮忙解决的。” “我们知道了，回去！回去！我们来处理”。政法书记厌烦地嚷道。 信访负责人急忙用“温和而坚决”的口吻向我解释：“书记记住了你的话，请放心！只要你把人证、物证抓到手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调查处理，包你满意。不过只要你不再提那些事了。” 哪些事呢？就是我们村村干部违法乱纪、损公肥私、行贿受贿，倒卖化肥，贪污公款，我们举报过，但乡政府不但不调查处理，反而说我们“捕风捉影”。 七月十一日 我找朋友借了一部照相机，准备摄下“原始人”的野蛮行为和被糟踏的庄稼，以此作证据，因为他们都是成群结队地出来，声势浩大地进攻，想抓他们的人是不容易的，牵他们的牲畜也不简单而乡政府又要证据。 七月十二日早晨 我带着相机来到了他们的牧场——我们的庄稼地。一群牛正在庄稼地里“大吃大喝”。它们各自的主人在田边互相开着低级下流的玩笑。他们都有差不多的特点：敞着上衣，裤带是用麻绳或布片代替的，头发很乱，嘴较凸；脸上、肚皮除凸起的部位磨的有些发亮，凹进的部分被尘灰填满，像贴过膏药后的痕迹；如果不是凸起的部位露出皮肤，真难证明他们是人。就这些特点，我们这里爱研究人类的“考古家”们认为，他们祖先在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要比我们的祖先慢几千年。因为他们懒惰，所以他们的智力低下，生产力落后，所以我们有理由称他们为“原始人”。 其中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原始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大布上衣，手工缝的，脏得难以入目，坐在地上，朝另外一个约十七岁的“原始人”吐出一句，“你昨夜偷看你哥和你嫂子咋操的，你哥不会操，我去帮你哥哥。”口里在说，眼像猎人寻找猎物，在四周扫瞄着，时而伸颈定睛望望远方的大路，手在他身旁的一个约十三岁左右的身上乱摸乱捞。” 十七岁的立刻用连串的近似语顶了回去“我昨夜看到你老婆不给你操。我去操你的老婆，操你的妹子。”说着，一手插进了裤裆，使之起伏波动。嘴丫夹着欲流的“涎水”。 若是城市的小姐，在此见到此景此物，也许会回头就往动物园跑，向动物园的负责同志报告她的新发现呢？若是知道他们是人，肯定会捂鼻、吐涎。 我见此景便想到了妇女史某也就是在此地被奸辱的。说不定凶手就在其中。 那是去年八月的一天下午，也是雨后未晴的天气，回娘家的史某路过这里，就被一个“原始人”跟踪了。追到这里，“原始人”见四周无人，就将准备好的石灰撒到这个妇女的眼里和口里，随后就把她按倒在这附近的田棉里，她拼命挣扎和呼喊，但无济于事。 案发后，史某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要押二百五十元的报案费才受理，否则不管。最后，因史某家穷，交不起报案费，此案就无人再提了。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眼前，觉得晦气，不知所措，便不加思索地喊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他们收住了下流的言行后，一个“原始人”嘻皮笑脸地接着说：“你来干什么？” 我放底声音说：“看，你们把这里的庄稼踏成什么样子了。难道你们不知道种田的甘难辛苦！” 他们瞧了瞧庄稼地。 我又说：“你看，你们身上穿的没有，吃得也不好，还经常损坏别人的利益。你们这样做，别人也会损坏你们的利益的，这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相互看了看，沉默了片刻。 随后几个“原始人”又满不在乎地向牛扬起牛鞭，牛，牛不停地向田中间吃去。 其中一个还有几分得意地说：“你可怜我们，你就把这里的地全给我们，这样就了事了。如果不给的话，叫你们有种无收”。 我心想，自从他们迁移到这里，县里每年都向他们发救济粮，扶贫款；而这些款子也是从我们身上搜的。如今还要占我们财物——土地，真是得寸进尺。 看牛，牛还是在拼命地大吃大喝，它们的一个主人仍在一旁割，我便怒举相机拍。 正在镜头里的一个“原始人”一见，便气急败坏地喊到，“快！”兄弟们取掉他的胶卷。如果让它登上报纸，我们就完了。这里是老子们的天下，这小子惹起咱们来了！” 于是，七、八个“原始人”立即包围了我，我正欲夺路而出，但已晚了。三、四个稍肥的歹徒已缠住了我的整个身子，还有几个瘦的便抢夺相机，其中有一个就像皮包的骷髅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几只魔瓜乱掐我的手。但我没有松开，他们也无力夺走相机。 他们脑羞成怒地用牛鞭、木棍如雨般地向我击来，我无法躲闪，因为我还被几个“原始人”紧缠着；我也无法还击，因为我双手紧抱着相机。 相机是朋友的大伯从台湾带回的一份见面礼，价值较贵，送给他的纪念品，若是损坏了，不但要造成经济损失，而且重要的是破坏了他们（两岸）的感情。况且，朋友再三嘱咐：不要搞坏了，海外的大伯时时还要它的“产品”呢！我岂能让它落到这些可恶的歹徒手里呢？ 一阵毒打，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倒在了地上，他们就趁机抢走了相机。 起来时，他们已在邻界老杨的田里，得意地玩着相机，七拔八敲地敲出了胶卷。我两步追上又与他们争夺。 此时，看热闹的老杨正在这里，我便向他求救，要他说句公道话，他没答。只是把我和抱机的歹徒往他的田外推，还要我赔他的庄稼。 这伙“原始人”见我不甘心接受他的“教训”，其中一个喊到，“把他打死算了”。“说着举起一根胳膀粗细的木棍朝我头上猛劈下来，我疾速举臂一架，只听“咔嚓”一声，半截木棍落到了我身后的另一个“原始人”身上。 前面的歹徒先是一愣，随后又大叫：“弟兄们狠揍，给我狠揍”我只顾夺机和招架，哪有还击之手啊！棍棒、牛鞭、拳脚在我头上、身上和腿上乱落。顿时，我觉得呼吸困难，两眼冒花，两腿发软。 就在这时，明星村几个看田的群众朝这里走来，他们见势不妙，丢下相机，跑掉了。 前天，老杨说他们的手段如何凶残，如何毒辣，我还有点不相信。今天得到了他们的“教训”，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暴徒，因为他们手段残忍，灭绝人性；因为他们糟踏了无数“不知”知觉的生命——庄稼，这跟那些杀戮不懂事的幼婴的刽子手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毁灭了人间的生机，切断了人们的生命源泉——粮食，这不就是在间接地杀人吗？难道法律不该惩罚这样凶残的歹徒？ 七月十二日上午 我支撑着带伤的身体来到乡里，向一个乡领导反应早晨的情况。他说：“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到县里开会去了” 说后，进屋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交头接耳后，出来同情地对我说：“这样，你现在直接到县政府去告，县里，今天就是为边界问题招集的会议。但你去后不要说是我们叫的。” 于是，我搭上了到县城的客车，在车上，我一直在想，到县里告状实事求是是这个乡领导叫的，为什么他要我说不是他们叫的呢？未必是他们想做雷锋式的无名英雄？或者是有更重要的原因？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 在车上有人讲， “六四”风波后，乡党委就着重强调党员干部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在社会中的地位，还特别强调不要在自己脸上抹黑！ 所以他们就在自己有脸上涂上白里带红的胭脂香粉，来掩盖自己面上的斑点与黑痣；戴上冠冕堂皇的帽子，来遮掩头上的秃荒和癞子；穿上最伟大的外衣，来装饰自己抬高自己和显示自己。 这个乡领导做了强调之外的工作，不愿留名，大概是怕上级“表扬”他吧？ 到了县城，我找到了县政府办公室，里面只有两把空椅，一看手表，已是午间休息的时候了。 我就来到了门卫室，在门卫室的椅上等待着上班的时间。 时间到了，我去办公室里，却不见人影。 半小时过去了，里面仍然空无一人。 我开始有些着急了，因为再等两个小时就没有到家的客车了，又相距近百里，我有些烦燥不安，因为伤处又开始发痛，告状又还不知凶吉。 我在这里无聊地空等，便想起看看整个县城的风光，于是上了一层楼。 我还没有走到观风的窗口，就看到了另一番情景：另一个办公室的几个男工作人员和桌子上的一个女青年开着玩笑，时而手之舞之。桌子的另一端两个工作人员正在那里仔细研究着作战的计划——如何“将军抽车”,比办公认真多了。 我看怨了这样的“风光”，所以有些恨意，因为越看越觉得“风光”没有起初那样美丽了，所以就回到了县长办公室。 上班了，是一个通讯员在值班，他说负责人都在会议室开会。 会议室里县领导在讲话，我在门外等着音落。讲话的县领导看见我后就停止了讲话，问：“来干什么的？是哪个乡的？”我说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来因和住址，在会的我们乡乡领导接着问是哪个村的，我回答后，县领导对我说：“你先到办公室等候”。想了想又说，“把经过详细地向值班员讲讲，我们来研究。” 于是，我向值班员讲了经过，他也感到同情，便指着信访办公室的位置，叫我去登记，以便好派人调查。片刻后又说，先不慌。说着，起身到会议室去了，回来却说：“你先回去这些问题我们会解决的，会处理的。” 我觉得来一趟不容易，结果也很模糊，所以就在走廊里等着散会的县领导，希望他们确实能为受害者伸冤。 散会了，一位县领导走过来对我说：“你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转给了你们的乡长和派出所所长，要他们去调查处理。你回去找他们，他们会处理的，这请你放心！” 既然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还非常感激地对县领导说：“我这个普通农民的事情，您能这样认真，这样关心，真是太感谢您们了！” 七月十二日下午五时 开会 的乡长等已乘专用吉普车回到了乡政府会议室，召开了全乡的治保主任会议，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 会后，我找到了乡长，乡长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处理。你得先写好材料，附上医院体验证明，交给派出所再说。” 我这才忍着疼痛的身体离开了乡政府，却露出了胜利喜悦的表情，因为上级领导都答应为我们受害者伸冤。 回家时，和宝堤村的治保主任有一段同路，寒暄之后，我们就攀谈起来了。 “哎！你的庄稼让他们白踏了，你算是送鬼打了”他叹惜地说。 “上级领导都答复调查处理，你怎能这样说呢？”我反问他。 “这是在打发你快走”。他说：“我们村的邓同志前天傍晚在田里施肥，也是滥泥湖的几个歹徒，要他的盆子和肥，邓不给，歹徒就搜出刀子朝邓的大腿一刀，至今还动弹不得，他家人向上级告状。谁理他的”。 “像这样的事，你们村里可以出面找歹徒去算帐”。 “今天开会就是要我们回去压制群众，不准我们这边的群众为边界问题乱闹，要我们群众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的声音由小到大，后一句说得特别重。 “你们是执法者，可以用法律武器来解决这种问题，何必让别人无理摆布呢？” “你若是真正的用起了法律，又违背了我们上级的旨意。违犯了他“老夫子”们的就要立即把你撵下去。”他说。 “国家那么多法是干什么”的，我感到非常气愤。 “法在书本上是多得很，到实际中就没有了——结果是——无法无天。”他解释说。 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不会放过不法分子的。况且，县领导和乡干部都满口答应，调查处理。 七月十五日
我写好了告状书，带着医院的检查结果，找到了派出所所长，我按他的要求把这些交给了一个民警，民警翻了翻后，又查对了我的伤处，说：“你先回去好好养伤，我们处理好了就通知你”。
七月十八日上午
我从一位朋友的口里得到：派出所根本没有调查这个案子，还谈什么处理。 于是，我又一次来到派出所，所长不等我开口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到邓村去调查了的，但没有人承认。看你，告状不又把人抓住，我们去处理哪个呢？说完起身欲走。 “我们如果去直接抓人，肯定要和他们干起来，这样会把问题闹的更大。何必再给你们添麻烦呢？”。 坐在所长对面的一个官员接着说： “你这‘区区小事’不值得我们出面处理。” “你看，去年你的钱被盗，我们不是全部给你追回了吗？要不是我们及时把盗贼抓获，盗贼把钱一挥霍，你还一分都得不到呢！” “这次，你想开一些，就算那钱我们没有给你追回来，以后就不要为此事纠缠了。” 说完，把没有退完的失款递给了我，就起身走了。 其实，捉贼的功劳也并非完全归他们，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九月的一个夜里，在邻居的屋后发现了我的箱子，里面的五百九十元人民币不翼而飞。 我们及时报了案，他们派来了一个民警，经过我们提供的线索进行分析，确定了盗贼是本组的冯某。 然而，他们并没有立刻行动去追踪罪犯，而是回去睡觉了。 我的二十多个亲朋在盗贼活动的地点或车站放哨，最后才抓获了盗贼。 第二天，他们没收了盗贼的脏款——我的失款。 第三天，盗贼就逃跑了。我还有点怀疑是他们放走的呢。因为我每次找他们拿失款，他们总是说：“案子没有搞清楚，晓得这脏款是不是你的呢？待把盗贼抓住了再说。” 两月后，我为了早点得到失款，又一次和他们一起捉到了盗贼，那是一个深夜，我和所长带着五、六个民警一起包围了盗贼的住所，里面就盗贼一人。所长连喊数声，不见动静，所长怕盗贼拼命反抗，就叫民警们小心，随后又命令两个民警踢门。接着就听到：“你上！你先上！”两种不同的推让声，而且显得很急促。把守后门的两个也是慌慌张张地在吼。 见此情景，我摇摇头自问：如果罪犯有比现在大几倍或者是十多倍的力量，他们会用多少人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恐惧的程度又会到哪一步呢？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恐惧的原因，就是见识少、素质低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而自私自利的人和素质低的人是把公事办不好的，然而，他们朝内有人。 又过了两个月，案子搞清楚了。他们带着写好的领条，叫我签了名，盖了印，但没有领到现款，他们说：“你的钱被别人借去买了摩托车，待别人还了，就给你。要不然，你去找那个买车的人要。”就这样失款至今才陆续还清。
七月十八日下午
我再次向乡长喊冤，要求乡政府出面解决这些问题。乡长安慰我说：“我们乡受害者不只你一人，有一千多亩庄稼连年有种无收，伤人的事经常发生。我们已向县政府反映了，县政府准备派县公安局来处理，你就在家等待公安局来调查。公安局可能要通过派出所，过几天你也可以再找派出所联系。”说完，就要我早点回家。 我听到：“一千多亩庄稼无收，伤人的事经常发生。”不禁一愣，这个数字对种田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地大呀！损失是多么地惨重啊！带伤的不幸者是多么地疼痛啊！无辜的受害者是多么地痛苦啊！ 这个数字比六四“暴乱”的损失不知要大多少倍，因为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个千亩有种无收，多少个和我一样的人惨遭了毒手，这个损失，恐怕是政府部门无法统计的！ 然而，那些损坏了国家财产的“暴徒”们不是都被打下去了吗？难道这些害民的歹徒就该逍遥法外？！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
我有些纳闷，因为一直没有谁来调查过，就又一次来到了派出所，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一个少妇正向一个民警询问： “我弟弟的事情搞清楚了吗？” “搞清楚了。拿二百五十元来，就可放人”。 “我弟弟只在沟里捡了个破瓜，这犯了你们的哪一条啊？就罚二百五？！” “捡的稀奇呀！把一车瓜捡完了，这已经构成了拦路抢劫罪，罚二百五还便宜了你们”。 “可是，我弟弟不是拦车抢瓜的凶手呀！是西瓜被抢后，见西瓜在沟里，他才去捡的吃。” 民警已经听烦了她的辩护，正欲摆脱她的纠缠。 这时，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商贩模样的男人。向这位民警打招呼，他立刻带笑迎了上去，那商人也勉强带着笑说：“来征求你们的意见，到哪个.......？" “上次在‘曙光’搞的不过瘾，今天就到‘琼夫’。”民警说完看了看手表，“已经十点多了。” “那我就去准备。”商人说完就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忽然回头大声说：“喂！跟弟兄们都说一声”。 “好——的”民警几分得意地进屋了。 民警进屋后，一位给儿子送换洗衣服的老大娘接着少妇的话说：“唉！不管有罪无罪，只要落到了他们的手里，开口就是几百、几千的。唉！没办法。遇上了这年月，没办法呀！” 所长和管我们这个案子的民警都不在，据说出门办些事情，等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但我没有在此久等，就决定下午再来。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
我去时，他们酒醉饭饱后刚刚回府，我就向所长苦苦哀求，希望他们一定要为受害者作主，惩治不法分子，保护我们的合法利益。 所长不耐烦地说：“我们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你再也不要为此事纠缠了。你这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工作，违犯了我们的规章制度，违章是要受处罚的。” “我的庄稼被糟蹋完了，我们全家人怎么过日子呀？我又拿什么来交田税？我的身体受到摧残，我的人格受到侮辱，你们是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和权利的，你们为什么不管呀！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工作啊？”我情不自禁地说。 “这里是你来指教我们的地方？嗯？！跟你说，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场所，你再在此纠缠，我们就要处理你搞‘诬告’和散传单的‘反’革命罪了。”坐在所长旁边的一个官员发火了。 门外的两个民警听到室内的争吵声，气势汹汹地冲进室来，摆开阵势夹着我。 我心里一阵恐怖，这时，我才从恐怖中惊醒过来，才知道歹徒们为什么敢胡作非为，才知道老杨为什么那样麻木和害怕，才相信了那个治保主任的话，才明白了这里确实不是说理的地方，也不是说理的年月。所以，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拖着疼痛的身体离开了这可怕的地方。 途中，我感觉头重脚轻，口干目眩，一到家就倒在床上了。
当日夜里
就做恶梦：一次，昏黄的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到山边的田间去看庄稼。看见山坡上一群野人，野人有的在互相追赶；有的在“打架”：两个都倒在地上，上面的在挣扎，下面的在呻吟；有的在啃残骨，像是人的腿骨。这分明是吃完美餐后的情景。野人一见到我，便向我扑来，我吓得转身就跑，总像有什么拽住似的，好不容易才跑到了一条光明大道上，看到路上远处隐隐约约有两个人，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但跑近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只豺狼坐在路上。我又被吓得两腿发软，便吃力地向旁边的那个茅屋跑去。此屋原来是东郭先生的家，东郭先生扛起锄刀正准备出门。我急忙向他求救，但他不肯。狼就快赶上了，我为了激起东郭先生，又说：“你不是很善良、很讲仁义的吗？现在怎么见死不救啊！”他看了看狼，狼气势汹汹地向这里逼来，回答说：“讲仁义，施善良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时代变了，我还能照翻老皇历吗？”一面说，一面慌张地往屋内钻，我也跟着往里跑，他却拼命地把我往外推，我再回头看狼时，狼张着血盆大口，已经搁在了我的肩上，我被吓的喊出一声：“啊”。 “啊”的一声，把我从恶梦中惊醒过来。醒时，像睡在冰凉的坑里，慢慢地才知道自己流了一身冷汗，我受惊似的坐了起来，眼前是漆黑漆黑的一片。我揉了揉眼睛，不料，眼前更加黑暗了，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况且一想到刚才的恶梦，就不敢再睡。于是，我就点燃了那盏驱赶恐怖黑夜的灯来迎接夜末的黎明。 公元一九八九年九月
“原始人”偷、抢、踏的气势越来越凶，使受害者日益增多，向乡政府，县政府告状的人群更是络绎不绝，但无人解决。受害者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了，打响了保卫“边疆”的自卫还击战，于是就有战争的消息： 还击者打死“原始人”一个，打伤十多人，打死耕牛数头。还击者受伤数人。 一场大规模的恶战后，“原始人”的凶气大减，一个多月内没有像以前那样猖獗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原始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继续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又要避免还击者的抓获，就在自己的田边修了一座数丈高的了望台。若发现保卫边疆的“战士”们已回家，他们就下田。若望到还击的群众追来，就立即撤队，以免“被俘”。 还击者为了有效地还击“侵略者”，就在界上挖了一条很深很宽的壕沟，但还是切断不了“原始人”的野性。 “原始人”又一次带领耕牛们越壕吃割、偷抢，愤怒的受害者再次还击，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还活捉了他们的耕牛数头。 “真是大快人心啊！”，我不禁仰身“大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原始人”再一次袭击这边的庄稼，这边的受害者又一次还击。 战争就这样频繁地在域内的边疆进行着，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进行着，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进行着，在两个“文明”的时代里进行着。 这样的战争在禁锢的年代，在“大好”的形势下是看不见的。然而，这看不见的战争比看得见的炮火连天的战争更可怕，更危险，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深重。因为它遍及在这个形势下的各个角落，因为它使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个人的心灵都留下了创伤的痕迹，因为它毁灭了人类美好的愿望。
后语
《怕》是作者在十多年前因受到了滥泥湖人的“侵略”和凌辱后怒写的日记。他们用淫威与武力“制服”了我。因此，我就只好用文攻了。所以里面“原始人”这一词条，用的有些过分，这样我与他们正好“摆平”。其它的一些地方都是客观的、真实的。不过，这些（事实）状况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已经有所改变。然而就整个农村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农村生活极为贫困，思想仍然愚昧落后，带有狭隘的部落精神；他们媚颜权势，欺软怕硬，互相残杀，不求上进，妒嫉性强：看到别人比自己富就去偷，偷不到就搞破坏，看到别人比自己红就去巴结，巴结不上，就泼污水；等等可怕的思想和行为令我害怕。所以我在这里“无情地鞭打”“滥泥湖人”一是为了“报私仇”、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再努力改造自己，在新世纪的新时代里有一个崭新的自我。这虽然不是我写此篇的初衷，但这是我写完此篇后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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