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磨难故事

磨难二：

那是二00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小人、贱胎李木人勾结官府加害于我。向官府举报我非法出版书集，并且有反党反社会言论。被工商部门抄家队，抄了我的住处和办公室，强迫我从存折上转走了六万九千多元的现金，关了我二十多小时，并威吓我，叫我去吃“国家饭”。强迫我作了两份截然不同的笔录，一份是无罪的，一份是有罪的。操他妈的，我永远都是吃自己的饭，不象贪官污吏吃国家粮害国家。后来是吾妻以法人的身份担保才放我出来，不然又要受他们的折磨与凌辱。我被他们放出来后，小人李木人觉得没有达到目的，又四处活动编造我与法轮功有关，并且有反动言论，非法出版等等，列罗新的证据，大有那种不把我搞到牢里不罢休的气概。因此，再次传唤我，抓我，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上计——“走”，因为我知道去了是要吃亏的。他们没有抓到我，只好把吾妻抓去，在审讯室里吾妻受尽了他们的刁难与屈辱，有挡箭之功。

最后，他们以“投机倒把”罪，没收了他们所说的“非法"所得，给了一张没收单，没收现金为六十九元，其它转到他们帐上的六万九仟多元一字不提，明显地就是他们私分了，而交给国库的就是那几十元。共产党员官员就是这样贪污的。

我不知道“投机倒把”罪，他们是依据什么法文定的，要说是投机倒霸也应该是出版社在搞投机倒把呀？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了乙方，我把文稿交给乙方出书。我投了什么机，倒了什么把？反不反党这是出版社的问题，怎么能找到我的头上来呢？如果出版社不承认此书是他们出的，他们可以到法院告我侵权。他们为什么不敢对簿公堂呢？由此证明，加在我头上的“投机倒霸”罪就工商部门强加的，以达到诈取他人财产的目的，说狼点就是敲诈勒索，明抢他人财物。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土匪的抢劫行为和手段。

磨难三：

那时，我在省城挂靠一家杂志社一面做生意，一面印发自己主办的刊物，大家都知道搞文学是一个亏本的买卖，我只能靠做生意来维持刊物开销。做生意是和其他两位合伙的，生意上我们投入了房租费、挂靠费、广告费。在第一笔生意上就卡壳了，客户要求退款，两个伙合者死活不退，客户一气之下到工商局维权，工商局一听是杂志社便以为是假的，因为档案还在其它局里，地址还没有变更过来，便来了20多人封门抄家，抄出了我印刷的刊物、杂志社工作证和原来挂靠单位的名片，还有老家信息部执照、公章等等。他们一口咬定我是台湾的特务分子，反党分子。其他员工见势不妙暗示我快离开这里，我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溜出了办公室。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在七楼，从窗口一看院门有工商的在严守待阵，为了逃生，我钻进了倒垃圾的通道，滑落到底部。外面拾荒者听到声音，用钉耙（用八号铁丝自制的那种）来抓，幸好我穿的皮鞋，没有伤脚。拾荒者走后，又有老鼠来觅食。它先看到我的皮鞋在移动，很是不解，两个圆眼转了几圈，又瞪着我又看了一会儿，我轻轻跌了一下脚后才落慌而逃。

屋漏偏遇连阴雨，我被逼在里面不敢出来。下午三楼装修的垃圾大筐大筐地往里倒，破板、断砖、水泥渣从耳边啸啸而过，好在第一筐里有一块木板，在我的头顶上二十公分处嗄然而止。谢谢菩萨保佑！我抓住木板顶在了头上，以后任凭断砖碎玻璃从上而下，直到木板破损，我却毫发未损。半夜后，我才悄悄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老鼠的大本营。

此案立刻惊动了市局，我只好东躲西藏，两个合伙者感到有点“内疚”（更多的是为了投资款），才出面找人摆平此事，当然是用我的钱来摆平的。这事虽然无人追究了，但所有的投资都泡汤了，两个合伙者说责任归我，逼我退还了他们所有的投资款不说，还说为我的事跑断了腿要伍佰元的“功劳费”，我说你们有要求尽管说，我不会按你们的意思去跳长江的，我和毛泽东一样有绝处蓬生、起死回生之命。我还要到北京去发展，直到成功为止。一个说：“你到北京，看一下天安门了就赶快回来，我信，你还想到北京发展就别做梦了。”另一个说：“如果有一天你当了主席，我们就只能躲到深山老林去不出来了。”这还算有自知自明。跟你们说吧，如果我想找你们，只要在上帝管辖的范围内，你们躲哪里都没用。你们跟随革命几年，帮我度过几个磨难，没有功劳有劳动，我不会计较的。

一波刚平另一波接幢而来，在文学出刊方面，读者的来信无法回复，期刊也不能按时寄发，又引起了读者的误会，文友向主管部门咨询和投诉，引起了主管方面追责。当时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来形容是最恰当的。

如何解危？我先想到了从老家亲朋好友那里借钱，但是这条路行不通，原因是我在家写作时曾经向台湾一家报刊投稿被截获把我抓去脚镣手铐的关了好几天，并罚了伍佰元人民币（这也是他们报我八八年“起义”之仇）。当时做工每天工资是一元五角，这可是我一年的工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伍万元啊！还要我家弟兄对我严家看管，说我犯的是通敌罪。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血肉难分的同胞，哪来的敌人？